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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質大學地質古生物學家龐其清：小化石里的大研究（記者 張昊 攝）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河北新聞網（記者周聰聰、趙澤眾）：介形蟲，地質大學地質一種生于各種水域的古生西安蓮湖高級外圍上門資源vx《749-3814》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微小生物，從5.4億年前一直繁衍至今。物學它雖分布廣泛，家龐但對普通人而言卻是其清十分陌生的。
然而，小化在河北地質大學81歲的石里地質古生物學家龐其清教授眼中，這些直徑僅為0.5毫米—1毫米大小的研究微小精靈，卻形態萬千，河北是地質大學地質尋找石油、天然氣、古生煤炭等沉積礦產資源和進行古地理環境及地球的物學演化發展研究的指向標。
作為微體古生物專家，家龐龐其清從事了大量介形蟲標本的其清采集和描述工作，是我國目前健在的為數不多的介形蟲研究領域的“老人”。
即便已耄耋之年，他仍不時奔走野外荒山，為介形蟲研究和青年學者培養傾盡所能。
我國介形蟲研究領域的“大咖”
2019年12月10日，81歲的河北地質大學教授、地質古生物學家龐其清還在忙。
上午，他接待了前來造訪的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亞瓊，下午，又給匆匆趕來的中國地質大學在讀博士覃祚煥，介紹上世紀70年代以來自己在承德灤平地區考察的晚侏羅世到早白堊世介形蟲生物地層情況。
與造訪者相談的內容，都關乎一種微小的古生物——介形蟲。
龐其清退休20多年，平素在校園里，很多人都已不認識這位衣著樸素的老先生。但在王亞瓊和覃祚煥眼中，他卻是中國介形蟲研究領域的“大咖”。
81歲的龐其清身形瘦小，背微駝。如今，老人聽力已經很差。不過，即便右耳助聽器正在送修，僅靠左耳助聽器，在熟悉的專業領域與兩位遠道而來的“圈里人”交流，龐其清仍顯得游刃有余。西安蓮湖高級外圍上門資源vx《749-3814》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
從上世紀60年代起，龐其清即開始從事大量介形蟲標本的采集和描述工作，系統總結了京、津、冀、晉、陜、內蒙古等地的陸相中生代介形蟲化石的組合特征、分布及演替規律等,填補了這些地區這類化石研究的空白，是我國目前健在的為數不多的介形蟲研究領域的“老人”。
“這些研究都是我們現在對某一個地區的介形蟲進行分析研究的原始、權威的資料。”如今，作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員，80后王亞瓊也已經算得上是介形蟲研究領域的專家。可在王亞瓊眼中，龐其清仍是令她仰慕的“專家中的專家”。
從5億多年前的寒武紀一直繁衍到現代，介形蟲廣泛分布，但這種水生無脊椎動物大的像米粒，小的肉眼看不清，通常只有0.5毫米-1毫米大小，對普通人而言是個十足的“冷門”研究。
在王亞瓊的筆記本電腦上，我們看到了放大版的介形蟲電鏡掃描照片——除了有點像一粒粒白色的結塊的砂糖，再難以觀察出有什么其他的特征。但在龐其清眼中，它們卻儀態各異：“有的表面平滑，有的身上還布滿氣泡狀的瘤刺；這個是狹長的，那個就比較飽滿凸圓……”龐其清拿出介形蟲的電鏡掃描照片，不厭其煩地為我們一一講解。
“通過統計化石中不同介形蟲的比例，可以判斷出古水動力的性質，從而尋找到河口三角洲和近岸淺水區，也就能找出油氣生成和聚集的有利地帶。”龐其清這樣介紹自己所從事的“冷門研究”的用途。
也正是因為介形蟲的這一用途，最初學習礦產勘探專業的龐其清鑒于工作的需要，開始搞起了介形蟲研究。
1953年，龐其清從老家江蘇考入原地質部南京地質學校（現已合并入東南大學）地質礦產勘探專業學習，畢業后，他被保送到北京地質學院——即現在的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深造，就讀地質礦產普查系普查專業。
當時，鑒于古生物在能源地質和區域地質礦產調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全國古生物和巖礦鑒定專門人員稀缺的現狀，北京地質學院專門開辦了巖礦鑒定專門化和地層古生物專門化兩個專業。龐其清被分配到地層古生物專門化專業。“這個專業包括很多個門類，有海生的、陸生的，有動物的和植物的，畢業后我被分配做介形蟲。”
“當時全國都在找礦，很缺這方面人才，我這也是‘趕鴨子上架’。”提起這段跨專業往事，龐其清突然提起了王蒙的小說《青春萬歲》，“里面就有一個年輕人滿腔熱情地投身地質工作的故事，當時對我的人生選擇影響很大。”
畢業后，龐其清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原地質部下屬地質研究所，被安排做介形蟲的研究。在這里，他不僅負責檢測全國各地地質隊送來的樣品，還長期在陜甘寧地區，幫助石油普查大隊尋找“工業的血液”。
介形蟲研究不局限于尋找石油、天然氣，還能為古地理環境和古人類研究提供依據。
上世紀70年代，龐其清曾接到過一包特殊的化石樣本。這包樣本與今天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中早已熟悉的早期人類——元謀人的化石，就來自同一地點、同一層位。
“1965年，兩位專家在云南元謀縣上那蚌村發現了兩顆古人類牙齒,最終確定為是來自170萬年前的古人類，俗稱元謀人。”雖然自己參與的微體化石鑒定，只是最終確定該古人類生活年代和生態環境的一個佐證，但龐其清至今感慨自己有幸參與其中。“元謀人早于‘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等猿人，從而把中國發現的最早人類化石的年代推前了一百多萬年。”
小化石研究的大辛苦
頭高7.5米、背高4.2米、體長20余米……步入位于河北地質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四樓的恐龍展廳，相信你一定會被眼前的史前巨獸骨架所震撼。
它，就是河北地質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不尋常華北龍。它的發現，填補了我國白堊紀晚期完整蜥腳類恐龍骨架的空白，是目前我國乃至亞洲發現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白堊世蜥腳類恐龍化石。
很多人知道龐其清，正是由于這副巨大的恐龍骨架。
因為他是這具骨架的發現者之一。
相比這尊龐大的化石，靜悄悄碼放在河北地質大學主樓南群樓二樓地史古生物實驗室書柜和資料柜里的五十多個標本盒，在外行人眼里未免顯得“相形見絀”。然而，這卻是龐其清幾十年野外工作收獲的最珍貴的“家當”。
標本盒里，一個個小標本夾整齊排列，小小的介形蟲標本被包裹在標本夾的塑料封膜中間。從廣袤的大地到安居于手指大小的標本夾，很難想象，它們是如何被“慧眼識珠”，精挑細選出來的。
相比肉眼可見的大化石，微體化石只能借助顯微鏡才能看清，而這對化石的采集和研究來說，不僅意味著更大的工作量，更是體力與耐力的雙重考驗。
“這些石塊要先敲碎后用水泡，讓石塊變細碎。”龐其清指著堆放在實驗室里拳頭大小的巖石樣本，拿起實驗室的燒杯晃一晃，緊接著擰開實驗室門后的洗手池，又順手拿起旁邊的篩子演示道，“泡碎了就放在篩子里，一遍遍用水沖洗，再把過濾下來的細砂一樣的碎石烘干。”
接下來，還要把這些“細砂”分批平鋪在顯微鏡的載物臺上，一點點分析、挑找介形蟲化石。
不過，對于龐其清來說，如此繁瑣而漫長的處理過程并不可怕，最怕的是一番處理后，“一個介形蟲化石也見不到”的徒勞。
介形蟲的野外采集堪稱一場“盲選”。通常，在野外采集微體化石都是往回采“一捧捧的石頭渣”，有沒有化石、有多大價值，都要經過一輪繁瑣處理之后才見分曉。而“一無所獲”對于微體化石研究來說，幾乎是家常便飯。
也正因微體化石采集的特殊性，集體出野外考察時，龐其清總能幫上別人的忙，一旦碰上一眼可辨的大化石，龐其清總會順手采回來交給隊友。但別人對他的工作，卻是愛莫能助。
相比大化石研究，微體古生物化石研究顯得“費力不討好”。王亞瓊介紹，大型古生物尤其是恐龍，處于食物鏈頂端，保存化石少，且對研究人類的進化有意義，所以非常引人關注，古生物科普基本都是從恐龍化石開始的。相比之下，在自然界廣泛存在的微體古生物，雖廣泛分布卻不容易展示和引起關注，連科普都不好做。
1972年，河北地質學院在塞外古城宣化成立，龐其清服從分配，作為專業技術人員到河北地質學院充實師資隊伍。
離開研究崗位從事教學工作，龐其清一度感到失落，擔心“不能專心搞微體古生物研究”。
但即便身在教學崗位，被諸多教學事務纏身，龐其清卻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科研熱情。
在教學工作中，他常帶著學生到離學校不遠的泥河灣等地進行野外實習，借機做點微體古生物研究，碰上陪同考察的邀約，龐其清總欣然應允。
“一年得有至少一半時間出野外。”提起早年丈夫出野外的日子，龐其清的愛人趙筑簾就“有意見”，“那時候要用黃土摻進煤渣來和煤餅，燒火做飯、取暖用。可我力氣小和不動，孩子還小幫不上忙。”于是，每次臨出發，龐其清總要先去附近山上拉一大車黃土回家，即便這樣，趙筑簾還是沒少請鄰居幫忙和煤餅。
“原來出野外，糧食定量供應，交通也不行，如果單位不能派車，就全靠兩條腿了，中午基本都是帶的干糧就咸菜，也就晚上能吃頓飽飯。”龐其清感慨道，“現在出野外的條件比原來好太多了。”
常年野外奔波最終在老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記：每年供暖前和停暖后，龐其清的右腿總隱隱作痛，那正是他年輕時連續幾年跑天山采樣，光腳蹚“深處沒過膝蓋”的雪水河落下的病根。
“盡己所能”發揮余熱
此次，王亞瓊從南京專程前來的主要目的，是歸還之前向龐其清借的一盒標本，盒子里的43個白堊紀時期介形蟲標本，其中一半多都是模式標本。
模式標本就像人民幣的票樣，是這個物種在地球上保存的憑證標本，且具有唯一性。人類如果再發現一種新的介形蟲，都要和這些模式標本進行對照。
“雖然按照規定，模式標本的所有者要盡可能為大家查看和研究提供方便，但像龐老師這樣放心讓我拿走，還不厭其煩地講剖面、講地層，讓我特別感動。”王亞瓊說，其實自己以前真沒和龐其清打過幾次交道。
這次來，除了歸還標本，王亞瓊專門帶來了這43個標本的電鏡掃描照片。王亞瓊所使用的電子顯微鏡，不僅放大倍數高，還能直接拍照。
相比之下，龐其清的那臺陪伴了自己近40年的米黃色德國進口顯微鏡則顯得有些過時。如今為了保護眼睛，顯微鏡都是采用冷光源，但龐其清的這臺“古董”顯微鏡還要借助配套的燈筒來打光。
如今，退休20多年的龐其清幾乎不再獨立承擔課題，更多地是做些輔助性的研究工作，但每次青年學者有需要，龐其清幾乎有求必應。
“我盡己所能，把我知道的告訴他們，看看對他們的研究有沒有幫助。”龐其清喃喃自語道，“我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為學校、為社會做點工作是應該的，貢獻談不上。”
2019年10月，龐其清向出版社提交了一份《泥河灣盆地晚新生代地層和微體古生物及地質環境演化》書稿。
“泥河灣發現了成千上萬的石器，記錄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發展演變的全過程，但尋蹤150萬年前特別是在200萬年前的東方遠古人類化石的探索仍然在路上。”龐其清解釋，作為“東方人類探源工程”的一個項目，龐其清的這份書稿從微體化石的角度，系統梳理了自己在泥河灣考察的40多條剖面和6個鉆孔的資料，分析當時泥河灣的河湖演變情況，縮小古人類活動范圍，為尋找古人類提供參考。
“盡己所能”是龐其清反復提到的，但在大家的眼中，老人儼然已經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所能”。
龐其清對電腦的操作不熟練，在他展示給記者的資料手稿中，幾乎每頁都用鉛筆進行了密密麻麻的標注。算上他眼下正在帶的一個博士生覃祚煥，退休后龐其清先后為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培養了2名博士，論文的一輪輪討論、修改，都是他在紙稿上逐字逐句修改后，再由老伴趙筑簾逐一錄入電腦。
甚至，老人家還時不時地陪青年學者野外科考。
2017年，78歲的龐其清在中科院地球環境研究所西安地球環境創新研究院有關科研人員的陪同下，還考察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青藏高原長江源頭的沱沱河一帶。
“當時課題組已經進行過一次樣本采集，回來后交給我做分析，但發現的樣本化石很少。”聽說課題組還要去采樣，龐其清主動請纓，結果不虛此行。“找到了很多化石層，為他們課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介形蟲資料。”
說起這趟青藏之行，旁人總不免驚嘆，但龐其清卻更樂于分享他的秘訣，“最重要的是不能走太快，我年紀大了，需氧量小，高原反應不大，反而是年輕人反應大，容易缺氧。”
不過，2016年陪學校新來的博士生到新疆羅布泊做課題，卻令龐其清有些吃不消。“那兒‘一天四季’，前一秒晴天，后一秒就下冰雹。”一到新疆，龐其清便開始感冒、咳嗽……即便如此，他仍然堅持按原計劃陪他們完成科考任務。
就算不是出于科考需要，只要一聽說哪里有化石，耄耋之年的龐其清仍堅持親自跑現場一探究竟。
“一男子在甘肅挖出塊百萬年前動物化石”“新樂沙地昨日挖出巨型動物遺骸”……采訪前搜集資料時，記者看到近年來很多報道龐其清親赴現場義務幫忙鑒定化石真偽的新聞，有次為了趕到現場，他竟冒雨攀爬無路可走的野山……
“像您這么大歲數還在出野外的多嗎？”面對記者的提問，龐其清搖搖頭，又隨即反問道，“地質人不出野外怎么行？我唯一遺憾的，是全國大大小小的省份都跑遍了，只有西藏還沒去過。”
相關龐其清與不尋常華北龍
在河北地質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恐龍展廳，有一件巨大的鎮館之寶——不尋常華北龍。它的體態非常龐大，保存極為完整。
說起不尋常華北龍的面世，就不得不提到龐其清。
龐其清致力于古生物研究，小小的介形蟲是他的主攻方向，對龐大的恐龍，本來涉獵不多。不尋常華北龍的面世，源于他一次偶然的考察。
1983年，中國地質科學院專門研究古脊椎動物和恐龍的專家程政武曾找到龐其清，邀他一起“去陽原一帶看看”。
二人直奔陽原后，進展得并不順利，一星期沒有收獲。準備返程時，二人不甘心地看了一眼地圖，找到了一處不曾去過的地方，便決定第二天再去“試一試”。驚喜的是，第二天在康代梁山的東北坡，發現了幾塊露出地表的骨骼化石。他們憑借手頭的簡單工具，共挖出12節尾椎骨。經過鑒定，這是恐龍的尾椎骨，二人欣喜不已。
但那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種種原因，對化石的進一步挖掘工作始終未能展開。直到1988年，有關部門終于同意對這里進行挖掘。1989年，經過艱難的尋找，龐其清終于找到了當年的化石埋藏地。自此，細致而艱辛的挖掘工作得以開展。龐其清帶領學校師生挖掘小組從山坡到山脊，縱深挖到21米處，幾乎推平了整個山頭。最終經過5年挖掘，10年研究、修復、裝架，復原出身長20米，頭高7.5米，背高4.2米，體態巨大的恐龍骨架。
它的發現，填補了我國白堊紀晚期完整蜥腳類恐龍骨架的空白，是目前我國乃至亞洲發現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白堊世蜥腳類恐龍化石。
河北地質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2006年底建成后，不尋常華北龍的1∶1模型矗立在恐龍展廳，它的“真身”就在旁邊的沙盤里。
“這具恐龍化石意義重大，我們學校師生有幸全程參與了它的發現、挖掘、修復、研究，對我們每位參與者來說，這都是一段終生難忘的不尋常的經歷。”81歲高齡的龐其清感慨道。